回到家，蔡大军和颜草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屋子的两端，就像天平的两端。他俩的嘴角各带一块淤青，见我回来，颜草扬起脸，他拧着眉毛，眼睛里有愤怒有倔强有委屈似乎还有点儿依恋，说不好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眼神，而蔡大军则说了句”你弟弟我给你带回来了”，抬腿就走人了。
俩人不会是在火车站遇着劫匪了吧？
我想起自己到北京的那一天。
那天也是这样阴沉沉的天气，我一个人拎着管东买给我的行李包下了火车，呼进的第一口气是凝重的。我来到候车大厅，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想象着自己当年被抛弃时的样子：深夜十二点，静悄悄的候车室里，一个被裹在襁褓里的婴儿，她孤零零的躺在座位上，脸蛋被冻得红扑扑，喉咙里发出响亮的哭声。
他们来了，爸爸先抱起了她，然后妈妈凑过来，两人焦急地环顾四周，却找不到孩子的父母。火车马上要开了，谢天谢地，警务室里的值班警察偏巧不在，于是他们决定：先带上她回家！
一定是她太可爱了，他们决定把她留下，一个简单的决定，一个伟大的决定，就此决定了她的命运，而她的眼睛里，因此幸运地缺少了孤儿的芥蒂与恶毒。
那天从候车室里出来，我又一个人在车站前的广场上走了很久，我在寻找那两个罪人可以藏身的地方，我甚至为他们设计了一条从候车大厅出来逃离的最佳路线。黄昏的阳光照射在我坐着的栏杆上，栏杆不干寂寞，在地上投射出自己的影子来做伴。
路过一个保安，他用陕北腔害怕似的低声跟我说，你别来来回回的走了，小偷盯上你了。
我回头，目光与几个贼眉鼠眼的人相对，内心立刻惊恐起来，我一路小跑钻进路边的一辆出租车，司机透过反光镜观察我的脸，问我去哪里。
是啊，我要去哪里呢？
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哲人该思考的问题，我不是哲人，却庸人自扰般去思考，思考的结果就是我在火车站附近醒目或是不醒目的地方贴了许多张寻人启事，上面写着我想象出来的遗弃细节和我的电话号码，寻人启事被人撕去一茬又一茬，给我打来电话的人也形形色色，有警察有民工有白领也有寻找特殊服务的，他们谁都不能阻止我，就像再大的鲨鱼也无法阻止飞鸟的翱翔一样。
“花花——”颜草叫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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