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老板告诉我说有人要包养我的时候，我正为妈妈的医药费着急。大冬天，妈妈一个人从楼下运煤球到楼上，天太冷，连骨头都冻实了，打一下弯都不行，妈妈就这么抱着满怀煤球从楼上滚下来，摔断了左腿。当时是下午三点多，上班的人早走了，下班的人还没回来，妈妈就这么清醒地疼痛着，身上还压着煤球，等来了下午五点下班的隔壁阿姨。
我们家很穷，用不起集体供暖的暖气，而且我来到日本之后，妈妈嫌家中只有她一个人，更是不可能去交那一个月一千多元将近两千元的取暖费了。我们没什么亲戚，她又好强，是决计不会叫谁帮忙搬煤球上四楼的。在家里，这一直是我的工作，而我来到日本后，这些都压在妈妈日渐衰老的肩膀上。
穷，骨折后住院费医药费都交不起，妈妈挣扎着要出院，要不是邻居阿姨打电话给我，我同妈妈远隔海峡，连这些都不知道。再怎么也不能耽误妈妈的病情，医生说，因为延误了救治，妈妈的腿情况本来就很不好，如果再不好好治疗，可能导致瘫痪。瘫痪对任何人，都不啻晴天霹雳，对我和妈妈更甚，所以无论如何，我要凑够给妈妈治病的钱。
可是从哪里拿出那么多钱呢？我们没有亲戚，朋友也不多，街坊邻居能照顾妈妈到现在已经很好，他们也不富裕，哪里能借钱给我们呢？我算了算，前前后后的钱加起来最少也要五万块，可是我知道，家里的存折上最多只会有四位数的存款。到日本之后，除了必须待在画室的时间，我都外出打工了，最多时一天打五份工，早上四点开始送牛奶，到凌晨两点还在帮便利商店卸货。挣来的钱除了交学费买画具，其余的都汇到家里。可是没想到，我以为很多的钱，在一场大病面前，竟然如此杯水车薪。
自小便学会并习惯利用一切机会赚钱。帮同学写作业，帮同学给游戏练级，低价倒卖盗版碟片，甚至跟大人一起买卖黑彩票。被老师抓个正着开会通报批评不是没有过，见到警察就跑也几乎成了本能。妈妈心里一直内疚没有办法给我殷实安稳的生活，但其实我不计较，我和妈妈相依为命，在这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被包养对我而言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酒吧里不是没有MB，有时候受了伤，还是我背他们去的医院。大男人能屈能伸，解一时紧急，其实不必那么计较可有可无的贞操。
只是为什么我告诉老板我想跟金主见面的时候，我心里最深的那个地方，那么那么疼？
见面的地方是一家法式餐馆，避开闹市区的一条林荫路，遍植着樱树。他直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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